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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安:那些脆弱教会我的事

标签: 乐活
编辑:心探索管理员 发布时间:1 年前

最好的创作是Get it from nowhere,也就是不晓得哪里来的灵感,所以,你要去不知道的地方找灵感,事实上,是灵感找到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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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说:华人导演中我最喜爱的,莫过于李安导演。他的作品温和细腻动人,好看,又好吃。当然也不乏极致的内容,可是看着不燥,不郁闷。作品多,但每一部都不重复,没有标签化的风格,如果不看演职人员字幕,很多片子你甚至猜不出这是出自李安之手。我想,杰出的导演就是有这个功力,或者说,修为。
很多作者都追求自己的风格,但李安不是,他的作品早已超越了“个性”。不追求个性,不追求“片子是我的”,我想这正是李安的魅力与智慧。就好像他一贯示人的,总是那软软糯糯的笑,谦卑羞涩的言行。他一直说他是个“没用的人”,除了会拍电影其它的都做不好;也笑说以前朋友们都不看好他,但看他老婆实在太棒,觉得也许他也能有点料。台湾“名嘴”陈文茜这样说李安:李安把自己放得非常低。在脆和弱的不同概念里,他提示了每个不同生命所面临的难题,变成了最会说别人故事的人,某种程度也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处理的极好。
我想,一个敢于示弱的人,一个不介意把脆弱呈现给外人瞧的人,本身已经臻于成熟了。前两天听台湾的王镇华老先生讲课,老先生一直说到,此生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,一个找到内在主体的人,足矣。可能我们大部分人依然在骄矜虚妄、含糊摇摆和妄自尊大(菲薄)中游荡吧。尽管我们都渴望强大,然而,有些事很吊诡,当那人完全不介意自己孰强孰弱之时,反而成了。往往我们的愤懑是因为太“强”,而不是太“弱”。
和王镇华老先生告别,他送我一句话,自在,即诗,成熟了。
我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。自在,诗……可能就像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这篇陈文茜采访李安的文章:能够不再介意自己脆弱的面孔,不再回避的确不能够,不再冒充刚强和能人,那时,应该会活得真自在些。
 
——生命是一场创意之旅
 

脆弱教会我的事——陈文茜对话李安
 
摘自:《我害怕,成功》(陈文茜 著)
■与其说我的成功是从脆弱开始,不如说我很勇敢面对我的脆弱!我不在乎把它拿出来,也因为从事艺术的我有这种真诚,所以才会动人!我因为自己脆弱,所以很能同情别人的脆弱。
■其实在拍「理性与感性」那部电影时,我一个英文句子都还讲不全,但手上却有英国最好的文学作品、卡司,包括皇家莎士比亚剧团、剑桥、牛津毕业最顶尖的人,平常都不可能讲上话,可是我因此更注意他们的表情,也把它拍出来,还提名七项奥斯卡,事情就这样一直发生。
■自信有两方面,一个是天生的,这个我比较少;另一个是外来给的肯定,当大家给你的肯定多了,你自然就会产生「自己也不错」的样子,有一种自信心。
■我刚到美国时当然很害怕,比刚进台南的小学还害怕,因为语言不通。其实前两年我都是半猜半听,吸收非常有限,后来我的视觉能力变得比较强,而我又很会猜英国人、德国人、黑人、白人怎么想,也都猜中。所以,为什么有人说我各种电影都可以拍,其实跟我很会猜有关。
 

陈文茜:中国男人通常不谈自己的脆弱,但李安认为很多脆弱时刻,让他找到了力量,看见了某些温暖。他把自己放得非常低,有一种中国文明里特殊的谦虚,以及任何文明里都欠缺的包容、忍耐和脆弱。在脆和弱的不同概念里,他提示了每个不同生命所面临的难题,变成了最会说别人故事的人,某种程度也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处理的极好。为什么你觉得脆弱对你那么重要?
李 安:大家看到我都是风光的一面,当然我也想表现风光的一面,尤其是在台上时,因为我发觉不仅能给大家很多鼓励,也能给社会正面能量,不光是我自己好面子。事实上,我经过很多失败,脆弱是我的本质,但不晓得为什么我用戏剧的方式反而表现了我的强项,成为一个成功的示范。
与其说我的成功是从脆弱开始,不如说我很勇敢面对我的脆弱!我不在乎把它拿出来,也因为从事艺术的我有这种真诚,所以才会动人!我因为自己脆弱,所以很能同情别人的脆弱。而戏剧是检验人性、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艺术,强的东西不太容易动人,你脆弱时,大家就会替你着急,帮你演戏,而这时是最动人的。
我常跟演员说:「如果你表现这么多,根本就不需要同情,你的作用是让别人帮你着急,帮你演戏,因为你再怎么演,也没有观众的脑筋演得好。」同样的道理,我想我很受大家喜欢,可能跟我的样子不是很强硬有很大的关系。
 

李安少时照片
我小时候是个非常瘦弱、容易害怕、容易哭的人,从小碰到什么事都要哭,一年级时,我每天至少要哭一次,很容易被东西吓哭,是很没有用的一个人。看电影如果是哭戏,我会哭到整个戏院都在笑说:「你看,那个小朋友哭得好好玩!」而我还是停不住抽泣。

感动落泪
小时候,我就对很多事很有同情心,但也因为我很瘦小,所以常常很害怕。我在花莲师范附小时,有我怕的事情;到了台南也因为我不会讲台湾话,而且台南公园国小又是大学校,在这样一个本省的陌生环境,我常常很害怕。
初中成长期,我个子特别小,初一大概是一百三十几公分,高中才过了一百六十公分。到了高中更糟糕,我父亲是校长,但我还是很害怕,不晓得在怕什么,书也念得不是很好,本心是个很脆弱、很乖的小孩,从来不敢反抗。不过,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四十多岁以后,我竟拍一些别人不敢拍的东西,就是很喜欢!上手一个片子以后,才发觉很可怕,而我就是每天把该做的工作做好。
电影有两件事对我来说很奇怪,第一,电影对我很简单,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做得那么吃力,像我在电影学校时,不太会讲英文,但不晓得为什么我一做电影,大家都会听我的话。学校毕业以后,有一部台视电视剧愿意让我去打灯,不管我是打灯、打杂,或是在纽约拍片,从早上开始到下午,我就变成导演,每个人都听我的。
其实在拍「理性与感性」那部电影时,我一个英文句子都还讲不全,但手上却有英国最好的文学作品、卡司,包括皇家莎士比亚剧团、剑桥、牛津毕业最顶尖的人,平常都不可能讲上话,可是我也把它拍出来,还提名七项奥斯卡,事情就这样一直发生。我常常拍完以后,有一种不可承受之重的感觉,所以,我的人生其实很矛盾,但后来我也认命了,觉得你们喜欢就喜欢吧!

《理性与感性》剧照
陈文茜: 这句话突然感觉有一点骄傲?(现场笑)
李 安: 因为太多的谦虚看起来会有虚伪的感觉。不过,谦虚是我的本性,不是我做出来的,有时我要很体面,因为想为台湾、亚洲人争面子,这样就能壮大自己的勇气,不断给自己不同的理由让自己体面一点。
其实我的本性跟妈妈很像,是个很依赖人、脆弱、害怕的小孩,也很像台湾人的个性。有些台湾人从小到大都在输的环境、害怕的状况下长大,内心很脆弱,长大以后,也不是说要强硬,而是你的真诚不光是面对自己的脆弱,有时胆气壮一点也是真诚的一部分,我尽量训练自己,不要那么怕。
我有挫折的地方,也有做作的地方,就是你们觉得我还不错的样子,那些其实是我做出来的,因为我本性其实是害怕、喜欢躲起来的人。我想我也不谦虚,我拍电影好像还不错!
我一直拍到「断背山」,我的第九部片子,才觉得其实我还满不错的,一下子就可以把事情处理掉,还挺会拍片。我一直拍到第八、九部才有这种感觉,前面都是在很害怕的环境,可是后来就变成必须要学我很怕的东西,不然好像就不够真诚,后来也有这里心情在里面。不过,那是一种反求诸己,必须要真诚面对害怕的事情。但拍电影应该要有新鲜感,就像玛丹娜唱的「 Like A Virgin」,也就是每一次都是「第一次做」的那种感觉。

《断背山》拍摄场景
陈文茜: 你从小在台湾长大,很爱哭,一直都是输的感觉,通常这样的孩子到了美国,那个输的感觉会更彻底,因为台湾到底不是一个完全歧视你的地方。可是到了美国,你怎样在一个让你更脆弱的地方,居然慢慢找到了自己?若用一种社会定义来讲,你失败了非常久,可是你怎么从来不会用那个角度看自己?
李 安: 自信有两个方面,一个是天生的,这个我比较少;另一个是外来给的肯定,当大家给你的肯定多了,你自然就会产生「自己也不错」的样子,有一种自信心。像当总统也一样,一开始可能很害怕,但阅兵几次以后,那个样子就出来了,市长也是,几次会议、演讲,样子就出来了,做导演也一样,刚开始不敢讲话,后来也不晓得为什么自信就会渐渐出来。
我刚到美国时当然很害怕,比刚进台南的小学还害怕,因为语言不通,但我们从小就看美国电影,所以很崇拜他们,当然电影里很多都是假的,但我们不晓得,以为美国人就是那样。所以到了美国,一看到白人是既兴奋、又新鲜,好像走进布景一样。记得有一次放学,看见他们打美式足球,男的又快又壮,女的又漂亮,裤子穿得又短,就觉得很自卑,感觉他们又聪明、又优秀、又漂亮、又健壮、又白,看了之后觉得很沮丧。
因为学戏剧语言很重要,要不断沟通,而且都是涉及文化的东西。其实前两年我都是半猜半听,吸收其实非常有限,所以,后来我的视觉能力变得比较强,而我又很会猜英国人、德国人、黑人、白人怎么想,也都猜中。
所以,为什么有人说我各种电影都可以拍,其实跟我很会猜有关,因为我很会观察、猜测、揣摩、旁敲侧击,用各种方法抓到那个准头,这跟那段时间的训练有很大的关系。那段时间虽然很害怕,可是我的命比较好,对戏剧有天份,一碰这个东西好像就没有害怕,在艺专时也是这样。
陈文茜:我想帮一般年轻人问一个问题,未必是电影文化学院的人才有的问题,对他们来说,这个时代是三个世代以来最糟的时代,当然这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说。从东方人的角度,你父亲那一辈才是最悲惨,但是,某个程度来说,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大环境很不好。你在纽约蹲点那么久,在那个过程中,是什么使你坚信自己的理想,不去选择别人的价值?因为大多数的人很难相信自己的理想,太需要社会或父亲给他肯定,你怎么一直坚持你的梦想?当然我们知道你有个好太太,但一定是你敢于蹲点到一个程度,最后你跳跃起来,像「卧虎藏龙」里的老虎。然而,对很多年轻人来讲,他可能进入社会时,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价值,或者他有自己的价值,但一摔跤,就放弃了。
 

李 安: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抗战、内战,到日本把台湾交还国民党,而我们父亲那一代在抗战时期长大,经历风雨变色,他们的忧患意识非常强,也有强烈的大中国情结,当然也有固执的一面,可是传给我们的是生存力和韧性,也就是很能受气、吃苦、有骨气,我父亲不喜欢我做电影,但他给了我一种骨气,从小就告诉我们:「我们江西人很有风骨。」所以,我从小就知道人要有骨气,但我没有傲气,外圆内方和生存力、竞争力这些都是他们那一代教给我们很重要的东西。
我父亲不喜欢电影,会觉得电影很虚幻,认为若是共产党打过来怎么办?靠什么活?因为他们经历过血洗的经验,是牺牲的一代,也是传承的一代,当然也将他们的不安、恐惧传给我们。我们这一代既有忧患意识,也觉得明天会更好,想出国得到更高的学位,学别人的优点长处,不管是在外面发扬,还是回来为国服务,都有「家、国」的观念和骨气在心中,我不敢说我们这一代很优秀,但还不错,在做事方面不像父亲那一代那么古板,比较开通,也受美国、日本、各方面的影响,观念上比较开通。
但是,我看到台湾这一代的小孩,就比较软一点,很善良、可爱,可是生存意志比较软一点,有时你要提醒他们,担心他们,但素质都非常好,善良又聪明。一个人会反映父母那一代,我们的小孩则反映我们是怎样的人,而我们反映出的是父母,这个世界已经在变,台湾也一直在变,我希望台湾愈来愈好,生存意志和竞争力不要往下滑,光人好没有用,要有生存力、竞争力,还要能表现。
 

陈文茜:你蹲点在纽约等电影拍的那几年,除了煮饭,你都在做什么?
李 安:发呆的时候很多,我应该去赚钱,不管做什么工作,事实上,我也可以找电影的工作,但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,就是没有做我喜欢的事,或者帮别人做事时,我整个人就好像塌了一样,一点力气都没有,没有办法控制,这是我的弱点。我在学校一拍片就好有神,一不拍片整个人就很不灵光,我的性向非常清楚,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久都拍不成,挫败感很重。
可是,最好的创作是Get it from nowhere,也就是不晓得哪里来的灵感,所以,你要去不知道的地方找灵感,事实上,是灵感找到你。换句话说,创作是有闲阶级的事,如果你去煎汉堡,就会很忙碌,因为没有人会白给你钱,但花那么多精神在那里,就无法百分之百专心筹划片子,所以当片子来时,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,我很害怕发生这个事情,所以就真的苦苦在等。
你也不可能常常有那么多灵感,一年有一、两个灵感,写出来以后,那段时间会很有活力做研究,虽然没赚钱,太太看我很有干劲也很高兴,觉得你想到什么东西?有东西可以聊人就比较有活力,推销几个月以后,慢慢没有消,人又开始消沉,但还没完全绝望时,另一个想法又来了,一年总是有那么几次,挺折腾人的,对我耐心的磨练很大。在这些挫败里就会学到商业电影、剧情长片需要什么,观众会告诉你一个原因,不管你服不服从,从里面你会学到很多东西。所以,我在这段时间里历练了很多,当然我的家庭基础相当好,后来开始拍片,到处跑时,也是用这些老本、老感情,大家对我都很支持。
其实我发呆的时间很多,我不鼓励年轻人发呆,很多人发呆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,怎么交代?你没有做事,又没有做事的基础,生活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很糟糕,艺术其实是没有理由的,赔钱、赔青春、赔你的家庭关系,各方面都赔了,但你还在做。
内容来源于微信公众号:生命是一场创意之旅,微信号 Warrior-way。
编辑:高今颐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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