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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一个生活家,我尝试在无意义的生活中创造出美

标签: 关系,两性关系,亲密关系
  • xueq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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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xueqi 发布时间:1 年前

我现在做的就是如何应对“生命无意义”这件事。既然没有意义,那么就找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做,找令自己愉悦的事情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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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访 | 紫膺  图片 | 李银河

这是一朵盛开过的牡丹,已经六十岁了仍然拥有年轻时的丰盛。

2012年6月4日,李银河在她位于大兴的别墅里,接受了心探索的采访。看到摄影师手中的相机,李银河起身换了一身黑底金色条纹的长衣。已经稀疏的头发仍然烫得微卷,略显苍白的脸上有隐隐的皱纹。然而,衰老是她自信的一部分。

她和王小波心心相印的爱情曾经令无数年轻男女向往,她在性方面所做的社会学研究影响了了数代人,“中国正悄悄发生着一场性革命”,这是她的话,她也是这场革命的引领者。而这一切,只是她从容生活的结果。学者、女性,这两个看似冲突的概念,在她身上有着奇妙的平衡。

在她家的花园里,种有枣树、樱桃、杏树、香椿、月季以及各种不知名的花草。爬山虎爬满了生满铁锈的铁栅栏,绿意一片。站在已经开始凋败的或红或白的月季旁边,李银河笑意盎然:“我是个生活家。”

你应该拿你的生命干什么?

心探索:“只要你把学习搞好,把成绩考好,家里什么活都不需要你做!”您生活在五十年代初,但您说您的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环境是很幸福的?

李银河:这是件奇特的事。按理说,我们那一代人,经历过五七反右、三年饥荒、文革等大大小小的事,或多或少会留下阴影,但我是个心理很健康的人。我想这跟我性格比较单纯有关系。我的父母是典型的“三八式”干部,1938年去了延安,1946年,人民日报创刊时他们都是元老,父亲曾担任评论部主任,母亲是农村部主任。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,但我并没有特殊的感觉。在我的印象里,人民日报就像一个大工厂一样,没有什么特殊的。

心探索:这是不是跟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关系?
李银河:我们家的氛围是平等。没有说孩子就得听爸妈的。我妈妈对我的影响很大。她最爱说的一句话是:“一切富贵荣华都是过眼烟云。”她的一生特别淡泊,不跟人争。这句话是我思考生命的意义的起点。

心探索:三年的饥荒也没有留下阴影吗?
李银河:我们家4个孩子,两个姐姐,一个哥哥,我最小,我没被饿着。饥饿没有在我内心中留下深刻的记忆,这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。但你要说那个时代完全没有痛苦也是不对的。1969年,我17岁时去内蒙插队时,因为出身不好,生活艰难,处于崩溃的边缘。可以说没有疯掉就不错了。

心探索:那时候什么是你最可怕的经历?
李银河:开批判会。我们几个爱读书的同学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,那些人查我们所有的日记、读书笔记,把里面反动的话挑出来批判。最可怕的感觉是我觉得自己是坏人,处于一种自我分裂的状态。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情况。

我们一个连一百多个人,有十几个人患癔病。每次我的信到我妈妈的办公室都是一件大事,她看到我在信里写“你们在甜美的花园里培养出来的孩子很难在社会上生存”这样的话语,感到非常紧张,怕我不想活了。

这些都不是最苦的。最苦的是我们从事的体力劳动毫无意义,繁重还是其次。那个地方根本不适合种地,挖了一条渠,一夜之间风沙就把它填平了。亩产七十斤粮食,你要下四十斤种子。这件事总让我想起西西弗斯的故事。

心探索:你说你这个人心理一点阴影都没有,那你是怎么做到的?
李银河:就是不逃避,面对、接受我曾遭遇过的一切。有一次我们兵团战友回到当年插队干活的地方,发现那里没有任何改变。我就讲了西西弗斯的故事,大家都不爱听。我们把青春都扔在这片土地上了,现在得出一个毫无意义的结果,这是非常残酷的,没有几个人愿意面对。对于我来说,这个经历对人的一生是最有哲学意义的,“你应该拿你的生命干什么?”这是我经常思考的事情。

他没头没脑的爱我打动了我

心探索:在遇到王小波之前,谈过恋爱吗?
李银河:谈过。那是我在山西大学上学的时候。有点像是我这方面的单恋,总之特别苦。

心探索:是暗恋吗?
李银河:不是。我这个人不会暗恋,我喜欢一个人一定会表白。就是我用情更深,我特别激烈地追求,但对方有点勉强。失恋的感觉非常痛苦,那要拿刀子往胳膊上拉(la,二声)开,才能缓解精神上的苦楚。

心探索:你和王小波的相识也非常有意思。
李银河:我得先谈谈我们认识的背景。那时我从内蒙插队回来,大概是1977年,回到光明日报当编辑。整个文革时代人们对书籍都处于极度饥渴的状态。你听说过“黄皮书”和“灰皮书”吗?都是内部发行的,黄皮书是文学类书籍,灰皮书是政治类书籍。我们偷偷传着看,像德热拉斯的《新阶级》、乔治.奥威尔的《1984》都是那时候传看的。

看《1984》是我一生的阅读史中最惊心动魄的经验,就像原子弹在耳朵边爆炸一样,心想这个人怎么能知道几十年后(《1984》写于1946年)发生在中国的事呢?

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我在一个朋友家里读到了小波的小说《绿毛水怪》,觉得这个年轻人不一样,就存了一个心,想认识他。我和这位朋友去拜访小波的父亲,特意看了一下王小波,有点失望,觉得他真够难看的。

后来我们单独见面是他还我借给他的一本苏联小说。他在路上还把书弄丢了。他问我:“你有男朋友吗?”我说“没有”。他居然来了一句:“你看我怎么样?”那种自信,还有一点赖皮让我动了心,我答应跟他谈恋爱。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北海公园见面,曾经约定,这一辈子做不了夫妻,也要做一个精神上的朋友。

心探索:你觉得王小波什么地方打动了你?
李银河:是他那种没头没脑的爱。刚谈了一段,我想分手,主要是觉得他太难看了。他特别伤心,写信说,你可以在信上闻到二锅头、竹叶青等等酒的味道。那时我还没爱上他,但他那种强烈的爱把我也拖进了爱情中。我也就没什么办法了(笑)。

心探索:我曾经看过你们的书信集《爱你就像爱生命》,觉得我要找的伴侣就应该是这样的,从肉体到灵魂的契合。但是我有一个疑问,通常精神层面很契合的夫妻,往往在生活层面会相处不好,这个你们做到的?你们吵架吗?
李银河:很少吵架。1982年我去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,两年后王小波也去了,两个人就用我的奖学金生活。用通俗的话说,王小波是“吃软饭的”。洪晃有一句话说得很好:“能吃上软饭的是有本事的男人。”得有一种特别的自信。

他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,他一点都不大男子主义,所以一切都特别容易解决。我们两个人都是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的人,家里那点事情不过是做饭、洗衣和清洁,房间脏了没时间打扫,我们也不觉得难受。

心探索:那时你并没有逼他去赚钱,你怎么做到这一点的?
李银河:我们在美国的时候,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也问过这个问题。他说,小波将来写小说能吃饭吗?我回答说,他要不做文学的话,太可惜了。他和我不一样。能写小说的人都是经历特别坎坷,感受比别人丰富的人。而我的内心一直都比较平静,比较容易接受现实。

心探索:你和王小波从相识到他去世,大概有二十年,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?
李银河:心心相印的感觉。

心探索:他1997年去世到现在已经15年了,现在还是这个感觉吗?
李银河:是的。他的灵魂还我和在一起。

性,中国人的痛点

心探索:怎么会走上研究“性”这条路的?
李银河:说我只是研究“性”,其实是一个误解。我的专业方向有三个:中国人的婚姻家庭、性别、性。只不过性是中国人的痛点,会引起公众的焦虑,所以我自这方面的发言,会被人记住。

心探索:实际上这三方面也是有关联的。社会学领域很广,怎么就找到了这个方面做研究呢?
李银河:有一定的偶然性。我写论文时,得到了一个珍贵的资料:1982年一位美国社会科学家在中国做的调查,是关于中国人家庭婚姻方面的变化的。回国之前,我做了一些文献检索的准备,包括“独身”、“不育”、“婚前性行为”等等,“同性恋”也是其中一个,这些资料都比较难得。

回国之后我做了费孝通的学生,写成了《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》。书里面有10个部分,都是我在美国准备的。那是中国社会学界第一次对同性恋做调查。

心探索:为什么性问题会引发公众的焦虑呢?
李银河:因为这几十年,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大变动的时期,反映在性这个体最隐私、最羞耻的问题上,冲突会非常激烈。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用政府行为来表彰私人性行为,只有中国这么做了,给守贞的妇女立贞洁牌坊,把她们写进历史。你看历史中的女性,90%的都是烈女。贞洁的观念,已经内化到人心里去了。我记得全国妇联曾经在农村妇女中过一个“贞操和生命”哪个更重要的调查,80%的被调查者选择了“贞操更重要“。

而实际上,婚前性行为这些年比例越来越大,最近清华大学做的一项调查是71%,让舆论很受不了。现在的情况是,非常陈旧、古老的,与非常开放的观念和行为交织在一起,冲突很激烈。要不怎么会有湖北涂女士的贞操网呢?

心探索: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呼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?
李银河:从2001年就开始了。我找了一个人大代表,写了一个议案请他交上去。后来他说,关于修改法律的议案需要有三十人附议,他找不到,就算了。第二年,我又找了一个政协委员,写了立法建议的提案,因为听说政协不需要三十人附议。这位委员将提案交上去后,跟我说千万不要透露他的名字(笑)。

这些年人们的接受度高多了。有一天,有记者问政协新闻发言人吴建明怎么处理这个提案的,他问答说“有点超前”。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,至少他没说是错的。

心探索:这些年你为同性婚姻、虐恋、换偶等人们的性权利呼吁时,总会招来很多谩骂,甚至淹没在口水中。是什么感觉?
李银河:有时候我会升起像《药》里面的那种凄凉。我就像那个革命者一样,是为他们争取权利的,但他们不领情,还骂我。有些人说话很肮脏,我都为他们脸红。有一阵我把博客的评论功能关了。后来我又恢复了,因为我可以做到把他们的谩骂当做蛙鸣、蝉叫。我已经练出了视而不见的功夫。因为我很自信,知道自己的观念是正确的。

我要尝试在无意义的生活中创造出美

心探索:作为一个女人,同时又是个学者,你有没有觉得这两个身份有冲突?因为一提到学者,大家都会想到是个男人,一个中年男人。
李银河:我自己没觉得冲突。学术领域惯常是男人的天地,不过这些年也有变化。像文科领域,比如我们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,一半都是女的。

要说没有冲突也不对。我一直不太喜欢理论,社会学界就认为我的东西太不理论了。我对事实更有兴趣,有很多研究是对事实的描述。社会学的任务有两个,一是描述它是什么;二是指出为什么。

我觉得对事实本身的描述是有价值的,比如我对同性恋的研究,还有像《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》这样的作品,都是对事实的描述。确实不容易被学术界承认。他们甚至认为只有定量的调查才有价值,定性的调查被认为不科学,没意义。

心探索:这是学术界还是由男性能量主导的缘故。
李银河:是的,女性主义的方法论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议。

心探索:那你是怎么接受这些冲突的呢?
李银河:对我自己而言,就是不压抑自己。没有说男的天生是什么样的,女的天生是什么样的。在性别研究上,这叫做本质论和建构论的差别。其实很多时候男女的性别是被建构出来的,对人性是一种压抑。

人家说“你是个女的,你怎么能这样呢?”我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?尤其是我和王小波商定不要孩子,有人就认为你作为一个女人不完整。这个说法问题很多。“我没有生孩子,就一定不完整吗?”“我不做完整的女人,又能怎么样呢?”

心探索:最关键的是要活出自己的特质,可能有一部分是坚强的、竞争的、勇敢的,看起来属于传统的男性的特点。但一个女人这方面多些,并不意味着她就不是个女人,她就有问题。
李银河:不压抑是最好的,自己是怎么样就怎么活。“女性”很多时候是被建构出来的。中世纪的时候,女性穿裤子都被人认为有损女性特质,现在女人们都穿裤子,也没怎么样啊。

心探索:我看到你在博客上说你是一个生活家?你已经退休了吧?
李银河:今年3月份退休了。这下可以好好放松了。我这个人很喜欢生活,就是那种在生活中感到很平淡很惬意的感觉。我喜欢看电影,看经典电影是我的酷爱,还有别人推荐的电视剧我也看。《欲望都市》我就很爱看。

我的生活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写作。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集,尺度比较大,涉及虐恋,写得有比较直白,还没考虑发表。

做一个生活家你得有身体的舒适和精神的愉悦吧,现在我基本上做到了。我每天散步,每次二十分钟;有点糖尿病倾向,饮食比较节制。

心探索:我看过在博客中的一篇小小说《生命哲学家》,其中谈到生命的无意义。
李银河:加缪说的话“正因为人生没有意义,才值得一过”。人生、宇宙这些东西不能深想。你想想,一个人来了几十年之后,消失了,就像没有存在一样,其实挺可怕的。但一个有灵魂的人,是不可能不想这些事情的。

我现在做的就是如何应对“生命无意义”这件事。既然没有意义,那么就找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做,找令自己愉悦的事情做。小波年轻时说过,“我要尝试着创造一点点美出来”。我现在写小说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,就是不能发表,自己欣赏也是好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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